风 铃 声 声

夏去秋即来，丝丝寒风吹落了片片枯叶，也加速了行人回家的脚步。以往熙熙攘攘的日本桥小街，似乎一眨眼间变得清净起来了。

我在苔丝家已呆了三月有余了，白天上学，晚上帮她照看女儿里佳。这份工作看似轻松简单，其实这种日子枯燥乏味还常常惊恐不安。

苔丝在日本桥开的“司那库”换了一批又一批陪酒女，最近走了几个大陆妹又来了几个台湾妞，可惜她们都长得不怎么样。在这种酒吧里干活，明的是陪酒，暗的是卖身。听说，在大阪的陪酒女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上海小姐，因为大都身材高挑，气质高雅，且头脑灵活又能说会道，日本男人最容易上钩。可是苔丝对上海小姐最为反感，大概是因为最那她们没办法，用她的话来说，就是“知面不知心，精明不让人”。有一晚，苔丝半夜回家打发脾气，原来是她手下的两朵“店花”不辞而别，店里的生意顿时少了一大半。这种情况下，当老板的哪有不着急的？也许，她是存心骂给我这个上海人听，好出出气。我心想，“活该。你这个蠢猪”。第二天晚上，苔丝破例提前回家吃饭，家产万贯却省吃俭用惯的她，，捧起一大碗剩饭剩菜塞进她的肥大的肚子里不算，还把我扔掉的烂菜叶捡回来又做了汤喝下了。我看了觉得过意不去，但对不新鲜的菜肴决不动筷，，她倒也没责怪我的意思，只是一个劲地催我快点收拾，一会儿有客人来。真是说到曹操曹操就到，话音刚落门铃就响了。进来的五六个小姐，全是住在楼上，最近刚从台湾过来的小姐，年龄都在 20 岁左右，她们都是通过旅游方式，来日本从事色情服务的。苔丝家这个据点，曾接纳过许许多多这样的姑娘。卅十年前，还是个妙龄少女的她，也是这样从台湾过来的，结果做了大半辈子的买春女。当年“三个铜板闯日本”一直成为她炫耀的光荣发展史。今天，做了“妈妈桑”的苔丝自然要对新人们训训话，传授一些经验了。在这种场合里，小姐们更是肆无忌惮地谈论起男欢女爱之事。日本的色情文化，确切地说是日本的色情业（因为她是合法化的），正在潜移默化地消弭着女人们的羞耻感，也使她们接受一种观念——性是有利可图的。男人愿花金钱买到肉欲的感受，女人愿出卖肉体获得金钱的满足。总之，在开放的日本，性，是可以交易的。所以这几年，来日本的外国女孩子越来越多，除了台湾的、中国大陆的，还有韩国的、菲律宾的、马来西亚的、泰国的 …… 。日本的色情业有着巨大的买方卖方市场，靠性交易赚钱的比例是惊人的，日本有句口头禅，“躺着的比坐着的赚钱快，坐着的比站着的赚钱快”。

第二天的下午，我在“家”里刚刚洗完衣服，就听见门铃响了，原来是楼上的陈英闲得无聊，来找我玩。那几天，正是入管局到处抓人，风声正紧时。按日本法律规定，非法滞留又在打工的外国人，一旦被抓，将被遣送回去。这些台湾小姐便不象往日那样，化厚厚的彩妆，抹浓浓的香水，花枝招展地去上班了。走进陈小姐的房间，第一眼就看见窗上吊着一串紫色的小风铃，一阵风吹来，风铃便叮叮铛挡地旋转起来，很象一把转动起来的小花伞。“听说你是大陆来的？”“是啊，家在上海。”“你帮人看孩子，一个月能赚几个钱？”“我们做小姐的干一个晚上，就顶你一个月的工钱，你还是出来干吧。”“不行，我不能干你们这一行。”“你们大陆人就是死脑筋，怎么赚钱就怎么干呀。”“别的都能干，就是就是不能做这一行。”“其实我也没办法，妈妈在台湾赌输了，弟弟又要上学，我一定要尽快赚一笔钱寄回家。”虽说，这些小姐很阔气，能买漂亮的衣服，高级的化妆品，可我心里实在有点瞧不起她们。再则，她们平时说话象在吵架，言谈举止都很粗鲁，更不要说有没有文化了。大概是同龄人，又都是异乡客，陈小姐流露出来的无奈还多少引起一点我的同情。“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来找我好了。”我一边对她说，一边起身打算回家。临走时，她把那串紫色的风铃送给了我。

又是一个星期过去了，外面紧张的形势缓和了一点，小姐们又照常上班了，我呢，继续做我的苦行僧。偶尔在电梯里碰到陈英，也就寒暄几句。苔丝酒吧的生意又兴旺起来，忙得几天不见她人影，有时看她眉飞色舞是样子，就知道她腰包又鼓起来了。那天为了搞店庆，小姐们打扮得特别艳丽，苔丝这个半老徐娘居然也穿起一件性感衣服，半透明的纱衣，还露着两个肥肥的白白的大乳房，在所有人面前一晃一晃的。陈小姐那天穿了一件粉底小碎花的漂亮和服，露出了整个后脖胫，彬彬有礼地接待客人，我临时被叫去帮忙。这也是第一次走进大阪市中心的最为热闹的“司那库“街，这条街是小姐最集中的地方，霓虹闪烁，人来人往，温柔的音乐声、嗲气的叫卖声、混杂的脚步声撺和在一起，人群中还常听到上海口音的说话声，这里用灯红酒绿形容一点不夸张。

有一天晚上，当我做完作业，准备带里佳去睡觉时，忽听楼梯口人生喧闹，杂乱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我打开门大吃一惊，只见陈英脸色苍白的像纸一样被众人扶着进来，刚在沙发上躺下，苔丝就心急火燎地跑进来，一边骂骂呖呖地嚷到：“哪个臭男人，人家身子脏还要来这个，这下闯祸了。”大家乱着一团，有的一打电话叫救护车，有的不时地往陈小姐裤裆里塞毛巾、纸巾、棉花，沙发上很快印了一大滩血，吓得我腿都发软了。很快救护车到了，陈英被抬了下去，我一直心神不定地等到天亮。苔丝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，一进门就对我说：“差一点死人啊，晚一步就没命了。”原来，陈英正来例假，本该不去上班，但是碍于一个有钱的老客户的面子，陈小姐还是去了。好色的男人自然认为化了钱就该得到她的身子。就这样，不该发生的事发生了，大出血对一个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？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，这笔昂贵的抢救费究竟有谁来付？苔丝装聋作哑，客人死活不管，可怜的陈英把自己的血汗钱都付出去了。出院的那天，我去她房里，她含着泪告诉我，她只能回台湾了。因为目前的身体状况暂时不能工作了，而昂贵的房租和各类生活开销，使她没法过下去。我们相对无语。我心里想着，哪一天我也该回我的上海了。

陈英走了，那串紫色的风铃依然陪着我，叮叮铛挡的悦耳的铃声，常让我牵挂起她，这样一个萍水相逢的台湾女孩，从此没了任何音讯。